查理布朗的处世哲学

查理布朗的处世哲学

Good Grief!

在我最早接触到《花生漫画》的时候，我还是个和查理布朗差不多大的小孩。查理布朗也许就是那种再普通不过的小孩，而我那时候对自己的感觉也差不多就是这样。更巧的是，我当时也有一只狗。所以当我第一次开始读这套漫画的时候，我很自然就和那个圆脑袋的小孩共情了，像是突然找到了同类，因为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小孩。

当时的漫画是学校统一订阅的，我还记得手里拿着那张薄薄的订阅纸时的触感。只可惜那时候班主任不太鼓励大家订这些东西，我那一整套《花生漫画》就这么被以“影响学习，学期末还给你”的理由没收走了。结局就是，我再也没见过那套漫画。

查理布朗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反英雄式”角色。可惜的是，那时候的我甚至还不知道反英雄是什么。查理布朗的棒球队从未赢过一场比赛，他也从来没有踢中过露西扶着的橄榄球。但查理布朗之所以广受欢迎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事实上，查理布朗足够乐观，认为自己可以赢得自我价值感，而他愿意通过让自己暴露在羞辱中来实现这一点。

舒尔茨自己说过：“真正的失败者会放弃，查理布朗不是失败者，因为他从不放弃。”

我们可以在花生漫画中看到很多和存在主义相似的地方，尽管这主要是一部幽默漫画，但许多的故事中都体现了孤独、恐惧、绝望等主题，而这些主题也出现在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波伏瓦与加缪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作品中。

为了识别舒尔茨哲学观的例子，我们可以从萨特谈起，他在 1946 年的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中，概述了其理论的若干核心面向。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被遗弃”（abandonment）。克尔凯郭尔认为上帝与人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萨特则更加极端，他主张：即便有一个不可知、不可及的上帝，那也并不会改变人的处境。归根结底，我们以一种被遗弃却自由的状态存在着。我们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而且既然萨特认为并不存在一个上帝来预设所谓“人性”，那么我们也必须为自己的“自我创造”负责。

就像存在主义者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在神明沉默或缺席世界里的人一样，舒尔茨笔下的孩子们也生活在成人权威沉默或缺席的世界中。这部漫画的每一格里几乎都由孩子角色占据。阻止了成人的出现。舒尔茨曾说，如果把成年人画进来，故事就会变得无法成立。尽管漫画里偶尔会提到成年人（通常是学校老师），但他们总是处在画面之外，并且保持沉默。并且在之后的动画中，成人的说话声也被抽象成了乐器的声音。《花生漫画》里的孩子们只能靠自己去理解那个被他们“被抛入”的世界。他们不得不彼此寻求支持，如此才会出现露西的精神科门诊。

萨特 1944 年的戏剧《禁闭》（No Exit）与《花生漫画》中的世界之间同样存在许多相似性：两者似乎都发生在一个自我封闭的荒诞场域里，人物（萨特剧中的埃斯黛尔、加尔辛与伊内斯；舒尔茨世界中的查理·布朗与红发女孩、莎莉·布朗与莱纳斯、露西与施罗德等）在无尽的“求而不得”与关系断裂的变体中反复纠缠。然而，与萨特那地狱般的世界不同，《花生漫画》这群孩子确实形成了一个真实的共同体，他们靠着持续不断的哲学追问，设法在日常磨难中活下去，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的处境。就像加缪那篇经典论文《西西弗神话》结尾处永恒推石者的意象一样，人们必须想象查理·布朗是幸福的。

在我看来，查理布朗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尽管五十年来从来没有赢过一场棒球比赛，但仍然愿意走上投手丘，明知道露西总是会在最后一秒钟拿开橄榄球，但他还是会去踢。因为过去与当下之间存在一道无限的鸿沟。无论此前发生过什么，改变永远是可能的。“巨大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存在，并且要为此负责。